我從來沒有期望《香港樣板戲(革命歌劇)》這樣的「戲」，會帶給大家對香港，或樣板的香港，任何新的體會或認識。戲就是戲。那些教育，宣傳的功能，一加諸於戲的頭上，戲就成為宣傳戲，教育戲。至於叫我宣傳甚麼，教育甚麼的，我是不敢當，而且不相信的。若果迫著我，要擠出講講戲劇有甚麼功能的話，也許可以這樣說，就是記錄我那一點點對舞台的感觸。

《香港樣板戲(革命歌劇)》這樣的一個「戲」，掛著這樣的一個名號，就更接近像一種藉口，和「安定繁榮」之類的口號，沒甚大分別。通常，這類口號和名號，都令我想起六十年代末期中國處處皆見紅底白字的標語，更像古老深沉博物館裡的動物標本，生生奕奕，卻都是乾硬死板過去了的事物。

在初期構思《香港樣板戲》的時候，我和瞿小松談音響概念，我對他說，我最感興趣的那種聲音，是介乎音樂與非音樂之間。那裡，似乎有著無限的可能性，盡在現存價值觀念之外，無所不在，等著你去接觸、感覺、發掘、參與、整理、摸索。同樣的情況下，其實在舞台上，能尋找到那介乎表演與非表演之間的區域，同樣是充滿挑戰性和刺激性。這次《香港樣板戲》的演出，多了一批曾經是觀眾的朋友參加。在多次的工作坊裡，我們都談起觀眾和演出者身份的問題，「界定」這種身份的問題;在舞台上，我們是否也是觀眾？在舞台下，我們是否一直在演出？然後，涉及表演與非表演的定義，舞台的界限，台上台下規則局限的源來和去向。討論了這些，再回到「舞台」上，我們是誰？能做些甚麼？能去得多遠？然後，再將「香港」替代了「舞台」，我們是誰？能做些甚麼？能去得多遠？